信心贴（今年最后一贴）

张维

21，小贾
      
       结婚之后，我的生活并无太大改变，除了住得更远，上班要骑四十分钟自行车之外，其他一切照旧。不过，工作方面，倒是出现了点新鲜事儿，那就是，我们单位98年春节前后，再次要招录一批公务员。这次是招6个，其中我们处有一个。


       与以往的全省公务员考试一样，春节前是统一笔试，春节后则是各单位自行面试。我们单位的面试就在部里的会议室进行，许多同事都好奇地主动去旁听了，包括我。报考我们处的人里，有个叫 “贾明武”的，给我留下了印象。一眼看去，让人觉得他似乎是天生就该走仕途的那种人：脸上总带着谦虚谨慎而又特诚恳的微笑，不多言语，但说起话来总是头头是道，抬手投足十分沉稳。后来才知道，他在原单位就在人事部门呆着的，怪不得历练出一身小官僚气息。当时我有预感，很可能通过面试的人有他。
      
       其实，对于谁被招进来，我并不特别在意，我所在意的是，希望能让新来的人接手我目前的工作。自从96年进单位以来，我一直干内务，基本提高不了业务能力。和我同年考公务员进单位的五个人，别人都没干内务，惟有我在干，显得有些不受重视。如今，既然我们处新招了一个人，这对我来说，是最佳的将内务工作转移出去的机会。


       我的烦恼在于，该不该去向蒋处长说说。趁着新人还没来正式上班，我提前将意思表达出来，或许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当然，去说或许也不好，仿佛工作挑三拣四，这就有些需要权衡利弊，我在说与不说之间徘徊，下不了决心。


       转眼三月就到了，新招录的名单已经正式公布，我们处招进的，果然是小贾。对于新进公务员的安排历来是这样：如果还是应届本科生、应届研究生，那就等7月毕业后正式报到；如果是已经工作了的，则招录后立即办理工作调动。小贾不是应届生，因此他很快就会来上班，对我而言，再不能继续犹豫了，万一蒋处长根本没考虑内务的事，我不提醒一下，小贾来了之后，直接就做与内务无关的工作，只怕到时候想换更加麻烦。
      
       于是我找了个周末，提了两瓶酒，去看望蒋处长。


       进屋之后，我打量了一下蒋处长的家，真的十分简单。蒋处长的老伴在中学教书，两个儿子都三十多岁了，不再在家里住。蒋处长很客气，给我泡了杯茶，一起聊天。蒋处长说：“小雷啊，你很上进，很懂事，我自己儿子要有你这么挣气就好了。”我当然回答：“哪里那里。”这么客套一番之后，我提出了不干内务的想法，蒋处长委婉却很坚决地拒绝了。


       我心里失望极了，一大心愿，显然就要落空，不禁心情变坏，发了几句牢骚。蒋处长一下子严肃起来，批评了我几句，说：“小雷啊，你这个年轻同志，很聪明，也很有才，但是干工作拈轻怕重，还沉迷炒股，要不得啊，我们年轻那时候，干工作那可是从来不讲条件啊。”我心里想：“我和你是两个时代的人，干嘛要我和你们年轻时比？没有可比性嘛！要比，就跟同龄人比嘛。”可是，这话说出来就又显得计较了，只好不说，气氛变得稍微有些尴尬，我不便久坐，于是告辞。


       蒋处长明显地并不想收下两瓶酒，但显然怕拂了我的面子，勉强还是收下了。过了两天，蒋处长找了个机会，提了两盒礼品咖啡，趁中午没人的时候拿到我办公桌前，说是自己的老战友送给他的，他喝不惯咖啡，送给我，免得浪费了。我知道，蒋处长是不想欠我人情。我想，这次去找蒋处长，不仅没解决问题，反而弄得蒋处长对自己印象差了许多，实在是得不偿失。看来，在机关里确实要学会被动地等待，主动了不好。被动一点，反而少很多烦恼。什么东西都是上级发给你的，他要给你，就是你的，他要不给你，你要也要不到，不如不去要。
      
       三月中旬，小贾就来报到了。这个年轻人，比我刚进单位时还要兴奋，还要认真。他住得远，上班要骑一小时自行车，但每天都做到了全单位第一个上班，风雨无阻。这一点，比我强多了。我刚来那个月，开始几天上班很早，可是，不久就觉得并没什么人注意，于是渐渐也就随大流，踩着点儿上班了。如今看来，并不是别人没注意，大家的眼睛其实是雪亮的，大家都注意到了，偏偏不说，就看你能坚持多久，当你坚持到让他们吃惊的时候，他们才会把他们的注意表达出来。我当初毕竟是才毕业的，不明白这个道理，而小贾则显然深谙此道。


       这个小贾，别看其貌不扬，但满脸诚恳，稳重踏实，谁让他做事都会觉得放心。穿着上，不时髦，但干干净净，很适合机关需要。每天，他的头发都整理得一丝不乱，皮鞋一尘不染，他仿佛一支擦得呈亮的钢笔，随时准备着被领导使用。
      
       我在那时，毕竟已经转正，相对于小贾他们这几个新招的尚处于试用期的公务员来说，就算是单位的“老人”了，所以，我对小贾，说话是有点居高临下的，然而小贾一点也不介意，总是笑眯眯的，其态度之友好，弄得我不忍心继续居高临下了。


       何况，小贾的工作态度，连我也觉得没得说。一方面认真完成蒋处长交办的工作，鞍前马后地跑，博得了处长的好感，另一方面，即使对老童和我这种无权人士，也不疏忽，时常主动问有什么需要做的。仔细算来，小贾做的事其实并不比我多，但给人的印象，却积极很多倍。所以，到了后来，不仅蒋处长总说小贾的好，其他人也都这么说，“XX处今年招进来那小伙子，真是非常不错。”


       这话有个潜台词，意思是上回招的我，便算不上“非常不错”，一来二去，小贾就把我给比下去了。我对此并不特别在乎，因为我本来就一直犹豫于是否干这行，甚至内心深处从来没打算干一辈子公务员，所以，对小贾的表现是否在我之上，说实在话，并不太在意；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有些不爽。“破罐子破摔”其实是人的一种普遍心理，我索性将更多精力放在了炒股上。
      
       然而炒股和干其他工作不同，其他工作，基本上都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惟独炒股，付出越多收获不见得越多。尤其在大熊市，最好是对股市毫不付出，看都别看股票一眼。但那时的我，却如同缘木求鱼，热切地盼望着抢每个反弹，辛辛苦苦地买来卖去，结果却越亏越多，连续好几次短线失手后，1万5就只剩下1万2了。这再次悲剧地证明，在股市，绝对不能奢望去获取每个小机会，恰恰相反，必须抓大放小，主动过滤掉所有小机会，而只耐心等待大机会的到来，越懒得越好，越无为越好。


       有舍才有得，股市里真正能使你告别贫穷分割线的机会，绝不是在熊市中不断试探，以图幸运地捕捉到“苏宁电器”来获得。为什么这个世界总是穷人多，富人少？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太渴望寻找类似于“苏宁电器”这样的逆潮流个案了。甚至不少愚蠢的人常常说，“牛市赚钱不牛逼，熊市里能买到苏宁电器那才叫高手”，这是多么无知的话啊，能堪破牛熊分野，能分辨出牛市的来临，并积极顺应牛市趋势，这才是投资的基本功和正途，不立足于从鉴别牛熊入手，却渴求抓住极其个别的特例，这类似于旁门左道，本质上是人心之中的自大与膨胀。然而，那种自大却恰恰是多数人共有的心理，正因此，通往财富的道路才如此艰难，你不但要忍受失败的打击、奋斗的苦痛、世事的艰辛，还要忍受所有自大膨胀的人对你冷嘲热讽。到最后，你发觉你身边只有空空的旷野，你独自行走，寂寞而略带悲伤，慢慢地攀登在没有尽头的山脊上。


       禅宗六祖从五祖手里接过袈裟之后，披星戴月，连夜潜逃，以免被其他人追杀。从古到今，我们听到无数充满浪漫主义的说法，于是我们相信人定胜天，相信战胜命运，相信爱，相信和平，相信“蜘蛛侠”这种特例的力量。但是，我们多数时候却不曾明白，这个世界是由无数自私的心灵组成，当六祖拿到袈裟时，就意味着其他的人失去了荣耀和财富，这样一个跳出三界外的佛门还充满了凶杀和贪婪，更何况我们的尘世。世上偶有特例，但对多数人无意义，作为常人，我们一切行为的模式，都不应以个案作为复制模板，而时刻要谨记最普通的规则，因为最普通的，才是对我们有效的。



22，信使
      
       股市如果始终只是给参与者带来痛苦，那么其实吸引不了任何人，它的诱惑力在于，总会在你接近绝望的时候突然给你一点甜头，如同黑暗中的星光，让你再次看到希望，不甘就此罢手。


       1998年4月初，就在我资产缩减到不足1万2时，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适合炒股，并第一次萌生了退出之心，但就在那时，两只新基金“基金金泰”和“基金开元”上市了，由于这是新生事物，老股民多数在过去的“老基金”上栽过跟斗，个个将信将疑，只作壁上观，而我这个“次新股民”，那时依然胆大，一看价格这么低，于是在“基金开元”4月7日上市的第一天，就以1毛3的买价，满仓杀了进去。其实我完全没想到它们会受到市场热炒，仅仅第二天盘整了一天，第三天就迅速涨停，第四天再度涨停，价格达到了1毛6，我在狂喜中欣然卖出，帐户资金再次迅速恢复到了1万5。陡然间，再次踌躇满志，自信爆棚，深信自己终于苦尽甘来，找到了未来持续赢利的钥匙。


       其实，在金融市场，经常会有人在短期内创造暴利，但无数事实证明，只要把观察周期拉长，那么，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那个暴利不太久后就会被抹平。因为，创造暴利的操作一定蕴涵着巨大的风险，经常追寻暴利必然同时意味着经常冒险，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交易者的操作结果往往和他的操作习惯紧密关联。


       这就正如一个人如果每次见顶都能成功逃离，那么，他必然也每次见底大多未能抄底，并且，往往其实还没到头部他就早早出局了，因为，如果不是如此谨小慎微，那么就不可能经常逃顶。反之，一个交易者经常能短线投机迅速获得暴利，那么他必然也时不时会马失前踢，周期性发生几天内突然损失30%左右的巨痛，因为，如果不是冒着这种风险进行博击，他也就必然不可能时不时赢得暴利。


       从这个角度讲，短期的暴利其实什么也不意味着，除了极其个别的做到了能稳定累积短期暴利的天才型大作手之外，多数人并不能靠着短期快速暴利做到长期保持资金曲线上升，那么，你帐户资金短期波动的剧烈无非使你内心的波动也相应剧烈而已，你可能会更激动，可能会有更多的彻夜难眠，甚至可能会早生华发，并在暮年时更易与心脑血管疾病结缘。除了这些，还能如何？然而清醒却并非快乐，了然却徒增伤感，反而是1998年4月初，我买的基金在三天里20%上涨，带给我的喜悦与自得，令我无限感怀。记忆中卖出基金的那几天，我连骑车回家都要哼着小调。
                    
       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这世间仿佛不仅能量保持着守恒，甚至连开心与郁闷也保持着总量上的平衡。98年4月中旬，全省党代会召开，省委书记离休，但新任书记并非像小道消息盛传的那样由省长接任。而是由中央派来了封疆大吏。一个罗卜一个坑，如此一来，产生连锁反应，我们部长原本如同囊中之物的省委副书记职位，无可奈何地轮不上了，部长岁数也不小了，这次无法升迁，据说只好等过些天调动到临省当政协副主席。


       四月末的一个中午，我在省委大院外面的马路上，与部长迎面相逢。印象中，以往每次看到他，要么是前呼后拥，要么是轿车相送，从来没有像那天这样，就他一个人，如同其他普通的老人，微微耸着肩，低垂着头，沿着大院围墙外的马路沿，悄然地走着。


       我一向不大跟领导套近乎，何况面对的是一位与我地位相差如此悬殊以至于连套近乎都显得无意义的省级高官。我们部长是省委常委，除了部里的工作，还要处理很多其他事务，除了为数不多的全部干部大会，多数普通干部是并没多少机会与部长打照面的。所以，我估计，部长八成不认得我。换做平时，我把头一埋，也就过去了，可是这次，我却有些心中不忍，于是离得很近时，主动打了个招呼，“X部长，您好！”部长本来低着头，仿佛在想什么，听到招呼，抬起头来，友善地朝我点了点头，笑容里有着平时少见的如同邻家老人般的慈祥，而且那眼神，似乎他竟依稀辨得出部里有我这么个小干部。


       擦肩而过之后，过了一小会儿，我往回看了一眼。部长已经离得很远了，高大的法国梧桐排在马路沿上，郁郁葱葱，生机勃勃，使部长的背影被衬托得很小，他远远地独自走在成排的大树下，那景象，竟有一种说不出的苍凉。我心里突然涌起一些感慨，那么多人，在为了小小的一官半职而费尽心机，可是，即使走到了省委常委这样的级别上，依然有那么多把握不了的东西，想想，令人惆怅。
      
       然而，想得明白并不意味着就舍弃得下，其实，机关单位里多的是聪明人，面对人世的无常，许多人肯定比我感慨更多、体会更深，然而，即便悟透了又能怎样？感慨之后，面对现实利益，我们依然只能像狗见了骨头一般，去争，去抢。就如我们经常明知道某些股票是垃圾，但我们依然去买，原因仅仅因为我们认为有人会愿意用更高的价格买我们手中的垃圾。投资术语上，这叫“博傻”，并常常被嘲笑。然而，请真的不要去嘲笑“博傻”，因为在生活中，那么多不炒股的人，不也在用比股市更夸张的方式，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博傻”吗？


       人终究是无法战胜欲望的，这或许便是人生常常悲剧收场的缘由。就如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手里的股票很可能会跌，但却依然不断寻找不跌的理由，怂恿自己冒险坚持一下，希冀着在坚持的最后一秒迎来大涨。可见我们都并不愿意正视各自可能面对悲剧，屁股决定脑袋，用各种方式极力为自己的置身其中的生活与生活方式进行辩护，因此我们才总会挖空心思为自己已经买进的股票寻找无数持有的理由。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股票和生活的辩护人。


       但同时，每个人又都是一名信使，向世界泄露他的那种生活中暗藏的秘密。这非常类似于股票的K线，一方面，K线本身就是当事者与辩护者，但同时，它又是泄密者，而这一切，完全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与视野。1998年4月，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下部长寂寥的背影于我而言就是一个K线组合般的信使，察一叶而知春秋，观滴水可见沧海，冥冥之中，仿佛有个声音在我耳畔说，最繁华时最苍凉。



23，分房         



       五月中旬，新部长就上任了。或许是为了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同志，创造更为和谐的局面，新部长百忙之中对部里的分房收尾工作，简单做了批示：搬进了新房的同志，退出的旧房，由尚无住房的同志申购，原则上凡已婚职工，不管进部时间，工龄长短，均可提出申请。



       这对于新部长来说，只不过是拿起签字笔写一行短短的字，但对于我们这些机关小干部来说，则简直如同上帝之手打开了一扇幸运之门。早在分新房的时候，各种版本的传闻就说，新进单位不满三年的职工，按惯例是不大可能参与旧房分配的。我进单位不满两年，资历很浅，看看老童为了房子等了整整8年，我压根没敢想自己才进单位不久就能轮得上一套房子。然而，幸运却如此意外地降在了我们头上。



       我们单位其实已经多年没有新进员工了，96年和98年这两批考公务员进来的10个人，是近五年来仅有的新人，其中，多数都是已婚，甚至连岁数最小的我，也在几个月前结婚了。惟独还有一个人，小贾，目前单身，尚无女友。



       小贾听到了风声，先是紧急打听是否必须已婚的才能分房，期待着能网开一面，那几天，他第一失去了进单位以来的脸上惯有的镇定，眼神焦虑，连平时梳得一丝不苟并打上发胶的中分发型，也乱糟糟的如同鸡窝，显然是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但仅仅一个多星期后，他就迅速恢复了常态，依然每天第一个上班，依然每天将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再过了一个星期，他竟然找到了女朋友，一个只有初中文凭长相也很一般的农村来的姑娘，好象在一家餐馆里当临时工，他和她恋爱了两星期，然后就扯证结婚了，随即符合条件地提出了分房申请。



       对于小贾这种明显急功近利的行为，我有些不耻，原以为其他同事也会和我一样感到厌恶，殊不料多数人却对小贾却是褒大于贬，私下里说，“这个人不简单，能忍，将来能干大事。”就连老童，关起办公室门的时候，也和我谈及此事说：“君子省时度势，忍常人不能忍，我们不能让大势来适应我们，而只能去主动适应大势，小贾这步棋，是走对了，时间这么紧，找个条件好的找不到，那就先将就一个，房子到手几年后，哪怕离婚分一半出去，也是赚了。”



       听着老童这么说，我哑然失笑，发现那时的我在人群里，或许在价值观上真的是一个另类，是绝对的少数派，以至于我简直不敢把我的诧异表现出来，而只能点头称是，免得别人发现我是异端。但尽管如此，我却相信自己站在真理那一端。      



       多年以后，我却对此感到了迷惘。什么才是真理的那一端？



       股市投资终于深深地改变了我曾经的许多观念。在股市，我们第一强调的是“顺势”，顺势而为，犹如探囊取物，逆势而动，却像风中持烛。因此不可执固，否则会被摧枯拉朽。于是，不管这个“势”埋葬我们多少理想多少美好的设想，我们都不得不随风而动，因势利导，在趋势面前，没有理想和真理四字！



       事实证明，只有这样，才能渐入交易之道。或者说，才能赚大钱。



       但是，这样真的就是投资的意义所在吗？或者说，投资的意义真的只是赚钱吗？



       所谓“市场永远是对的”，说起来好听，但本质上其实就是放弃自我的原则，“有钱就是爹，有奶便是娘。”为了赚钱，为了跟随市场，我们必须丢掉自己的固有的投资准则，放弃自己不符合市场需要的思维，甚至放弃自己曾经有过的对善与美的基本理想。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获得较好的收益。但是，如果往深处想想，其实这是多么的功利啊，股市以最为冷酷的功利性，在随时贯彻着“趋炎附势”四个字，只不过，一旦置身股市，似乎赚钱就天经地义地成为第一目标，于是，在股市，“趋炎附势”似乎成为理所当然的前提，甚至连质疑都无必要，并被美其名曰“顺势”。股市，其实真的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势利，也更凉薄。   

   

       而在比股市更广袤的现实生活里，人们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的碰撞，因此“趋炎附势”在多数时候，至少在人们口头上，是贬义的。然而，在人类漫长河流的暗涌里，实际上“趋炎附势”却又是自始至终贯穿全部的潜规则。那些史书中的“外圆内方”，那些典籍里的“外用儒术，内用黄老”，都在用最冠冕堂皇的话语，悄悄传递着“趋炎附势”的真章。所以，在某些时候，在那些深谙真章的人眼里，小贾那样的人，才站在真理的那一端。   

     

       这是我直到今天，所依然困惑的。人生中什么才是值得？是趋炎附势趋利避害使自己成为一个成功者？还是固守自我坚持理念哪怕代价是甘当一个世俗眼里的弱者或失败者？困惑令我感到佣懒，因此这一章的文字让我迟迟难以落笔。此刻，我写到这些的时候，窗外夏风寂寥，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心情来收拾往事，姑且继续记录那流水年华。

        

       我们年轻干部选房是在98年7月下旬，我父母很高兴，给了我一大笔钱。所谓一大笔，其实也就六万。小贾由于岁数比我的大，大学毕业后的总工龄比我长，因此尽管他是突击结婚的，比我晚交分房申请，依然在我前面选了房，我是全部最后一个选房的人，好在那时房源比人数多，轮到我时都还剩余了三套，我依然有选择余地，我选了一套面积60平米的房子，很旧，1959年修建的省委老宿舍楼，买断全产权，在1998年的花费是3万1千。由于这个价格很低，我给父母慌报为4万，他们自然一点也没怀疑。我还另要了2万元的装修经费，于是到手6万。这对于当时的我，简直是一笔天文数字，我当然不舍得将这天文数字闲置，立即做了个计划。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由于选房和交房款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估计要8月中旬才交房款，因此，我这20多天，我可自由地将这笔钱投入股市，假设我赚20%，就能到手1万2，那将是多么美妙！在那时，获得一笔炒股的资金，比获得一套房子，更令我欣喜若狂，我在夜晚默默地望着星空，以为老天也被我对炒股的热爱打动了，所以才终于让我有了再次在股场战斗的武器。我怀抱希望，美美地笑着，进入了梦乡。

张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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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

24，第一次破产
      
       梦乡往往仿佛是纸糊的，一捅即破，又如同一个精致的瓷器，被现实轻轻一推，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如今，在许多论坛，我经常能看到许多新股民，立下目标，“要的不多，一个月赚20%就可以了。”每见这些豪言壮语，我总是哑然失笑。但是，我并非嘲笑他们，而只不过是会想起那年的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候，多破灭几次，就会知道20%的艰难。并不是说这绝对就做不到，遇到合适的时机，一个星期里股票连续三个涨停并不是很罕见的事情，大行情开启的时候，一个月赚60%也不算稀奇。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月赚20%会是常态，更不意味着它可以是一个预期的目标。
       一个人，假设他有10万本金，遇到行情来临的时候，一个月赚20%确实不难。但是，问题在于，你并不能确定行情何时降临，多数时候，行情总是迟迟未能出现，于是你每个月的操作，总会做多错多，本金不断消耗，往往只要半年，你的10万本金就只剩余5、6万了，这样，等行情真的来了，即使你真的做到了月赢利20%甚至更多，但也无非是从5万恢复到7万或8万，相对于起初的投入，其实是亏损的。但多数人却往往只强调他某个月赚了30%或更多，却忽略了更多月份中的亏损。人们总是用选择性的失明，来激励自己坚持下去，其结局大多数都是悲剧。
       98年，我就是陷入了那样的悲剧里。我从没仔细审视过自己炒股以来截止当时的总收益是负的这一客观事实，却不断在头脑中强化曾经多次一周赚了20%以上的经历，并由此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能用那6万迅速赚1万多。如同一个赌客，我担心的不是会不会输，而是能不能搞到钱来参与。这6万加上我之前帐户内的1万5，整整7.5万，是我帐户炒股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数字，我看着这个数字，心里充满了满足和喜悦，甚至假想着万一有可能的话，简直想要放弃买那房子，而宁可看着这数字在帐户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记得98年7月22日上证综合指数是1316点，那时，股市大有见底反弹的架势，让人以为曙光在前，我满仓进去之后，先是稍微赚了点，帐户达到了8万元，但随即，股市就牛皮整理起来，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先出来观望一下的时候，突如其来地，一场百年不遇的洪灾降临了，抗洪成为98年最大的历史事件。起初，股市依然顽强，人们也普遍相信自然界的洪水不可能冲到股市里来，但从8月6日起，股市终于如决堤的洪水般一泻千里，短短8个交易日，就下跌到1100点。我的帐户也随之缩水，8万回归到7.5万，而后缩到了6万，我由赢利变成了损失20%多，也就是说，如果把那6万刨掉，我之前的本钱已经亏损殆尽。
       然而此时，单位买房的最后交款日却已经到了。
      
       该怎么办呢？股谚说，暴跌之后必有反弹，何况是在低位下的暴跌，更何况是急跌。所有的经验和知识都在告诉我，只要稍微坚持一下，稍微忍耐一下，我至少能回本1万元。但是，房款却不能不交了，我一时六神无主，乱了阵脚，8月17日清早，去上班前，不得不把情况告诉简潞。本来我想的是：希望发动她，向娘家借一点，然后我们各自再向同学朋友借一点，凑足3万1，暂解燃眉之急。但是，不说还好，一说，简潞就变了脸色，结婚后第一次哭了起来：“我娘家的经济情况你也知道，是没什么钱的，有件事我之前没跟你说，几个月前我哥想买房，向爸妈借2万，爸妈都出不起，悄悄问我能不能从咱们这先凑2万帮一下哥哥，可我刚工作手里哪有余钱？至于你，炒股以来哪还舍得把钱从股市里往外掏？所以，我没把这事告诉你，就悄悄回绝了我爸妈……为这事，我爸失望极了，在电话里说，女儿嫁出去了就真的是泼出去的水了，每想起他这话，我都忍不住偷偷流泪，只不过一直没让你晓得……而现在，你居然还倒过来想让我帮着借钱继续炒股，我跟你说，绝对不可能，咱既然手里的钱还够，为什么要借？而且不仅不借，装修的钱也得马上取出来，免得继续在股市里亏个精光！”
       在那一刻，我竟然没为简潞的泪水而内疚，却抓耳挠腮，为连装修的钱也要提前取出来而愤懑。8月17日上午，我割肉卖出了足够交3万1房款的股票，却依然没舍得将装修的钱也提前卖出来。晚上，很晚我才回到简潞的宿舍，隔着窗户，我看到屋里黑黑的，没有开灯，还以为简潞不在，但打开门，走进去，却发现简潞蜷缩在床上。月光从窗户洒进来，虚无地摇曳在简潞清丽的脸上，简潞的眼角有着泪痕，眼神空空的，她望着头上空空如也的单身宿舍房顶，仿佛灵魂已经游离出了躯体。我心里突然涌起巨大的悲怅，紧紧将简潞抱在怀里，喃喃地说：“3万1已经卖出来了，明天一大早，我保证把装修和买家具的钱也卖出来，股票不炒了……”
       简潞听我这么说，仿佛看着一个戒赌的浪子，眼角终于燃起了希望的光芒。“你一直在炒股，我知道这里面有你的梦想，所以我尽管从一开始就反对，但一直在忍耐，不过现在我真的再不能忍了，你是当局者迷啊，股票其实不是我们这种小老百姓能炒的，再炒，这个家就完了，所以，我必须阻拦你了。” 她用手掌轻轻拂摸着我的脸，说，“我知道你心高气傲，不甘平庸，不让你炒了，你肯定难受，但是，我们要看清楚自己，我们只是普通人，输不起啊，我们不能连普通人的平安日子都输没了啊。”
       我点了点头，吻着简潞，心想，这么好的女人，她从未要求过我太多，如果我连一个起码的家都不能给她，如果住进了旧房子连墙壁地板都不重新装修一下，连起码的家电家具都没有，我如何对得住她。于是，那个夜晚，我暗暗在心里与深爱的股市道别，我的内心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惆怅。
       第二天是1998年8月18日，很吉利的数字，但并没给我带来吉利。上午9点多，我向蒋处长请假，说把股票割肉卖了，去取钱交房款，以后可能不打算炒股了。蒋处长站起来，拍了拍我，说：“小雷啊，这样做就对了，你去吧。”我骑着车，到证券公司将3万1从股票帐户取出来，那时还没有第三方存管，取钱必须去券商柜台。取出钱后，我看了看散户大厅的屏幕，绿绿的一片，我心里长叹一声，将剩余的股票也全部清仓，资金又缩了点水，还剩2万7，也就是说，我之前的股市资金，已经彻底归零了。
       这是我在股市第一次破产，奇怪的是我却似乎并没什么痛苦，我骑着自行车，慢慢地往单位蹬，有一点莫名其妙的轻松感：以后不用再随时想着股票了，仿佛放下了一块石头。但同时，一种巨大的空虚吞噬了我，使我觉得自己仿佛失去了人生的激情，股市如同一个窃贼，在不知不觉间，悄悄洗劫了我的心，偷去了我的热情，而后冷漠地将我推在门外，仿佛它从来不曾在乎过我。而这，莫非就是我作为一个小人物，所必须承受的命运？

张维

25，远离股票的日子
      
      
       从那以后，我过了接近两年远离股票的日子。
       98年9月初，我就拿到了房子钥匙。虽然只是一套旧房，依然让我那些大学同学们羡慕不已。毕业仅仅两年时间，就能在成都市内环路以内的中心地段，拥有一套全产权的住房，这对于同年毕业的绝大多数同学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的那些大学同学，有的进了外资企业，有的进了律师行，月薪比起我们小公务员，要高不少，但是，他们都没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拥有一套住房。这让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对命运的感恩。
       随后就是装修，都说装修是个无底洞，投再多的钱进去也冒不了一个泡，如今这年月，即使在98年，花个十万八万，也不是稀奇事儿。所以我预算中这一万，装得不可能豪华。但是，我和简潞都是很有审美眼光的人，基本做到了“花钱少，装修好”。先是作木工活儿，能将就着用的就将就着用，比如说，房里的门，多数人都是重新做新的门，加上门套，一扇门就得400元。简潞主动提议，就用以前的门，重新刷一次漆就可以了；另外，书柜不用去买，而是自己做，让木工直接钉在书房墙上，既省木料，也可以把一面墙也顺便装修了……当然，有些必须换的还是得换，老房子原来的窗户很旧，我们换成了铝合金窗，一下子屋子就显得焕然一新了。
       装修过程中，我越发觉得简潞的贤惠。简潞原本一直想安木地板，但我心里嫌木地板比瓷砖地板贵，于是买什么地板，就一直悬而未决。一次，我们一起去买木料的时候，经过一个仓库，偶然发现里面有很多陈旧的地砖，尽管积了灰，抹开后却很雅致，关键是，价格便宜得惊人。简潞当即决定，就买这地砖。我们花很少的钱，就买够了铺完整套房子的地砖，俩人都为这意外的好事欣喜不已。我们装修总共只花了9000元，这样，2万7就还剩余出了1万8，可以用来买家具家电。
       对于家具，以前也不是没看过，但都没仔细瞧，如今仔细看了，才吓了一跳。一套沙发，即便是布艺或者猪皮的，稍微时尚一点的，也得三四千元。衣柜、书柜、双人床……哪样不得两千来元？这还没算家用电器。在98年，空调还是奢侈品，我是不打算买的，但是，彩电总得买吧？冰箱总得买吧？洗衣机总得买吧，所有这些，没有两万来块，不大可能置得完。
       国庆节那天，简潞很高兴，大清早就拉着我去了电器商城。原来，简潞看报纸，得知电器商城正在推出彩电特价，29吋的大彩电，在96年要卖6000多元，到了98年，降到了3800元。如今搞国庆特价，一台29吋的康佳，只要3200元。机会难得，简潞生怕国庆一过便恢复原价，欢天喜地地选了一台，因为是特价，商场不包送，我们在高兴之下却丝毫不介意，说，“也好，你们送，我们还不放心呢，而且，你们要明天才送得到，我们可是今天就想把它搬回自己家里去。”
       我和简潞租了个三轮车，将彩电运回了新家。这是我们小窝里的第一样东西，让我俩兴奋不已。高兴之余，我俩就关了门，亲昵起来，开始只打算接接吻，吻着吻着我就吻到简潞的雪白细长的脖子上去了，手也不规矩起来，简潞叹了口气，说：“你就是这么不老实，假如你在工作上也这么进取，早就脱颖而出了。”我嘻皮笑脸地说：“我才不在乎工作上脱颖而出呢，我只想在你这里脱颖而出。” 简潞掰了掰我的手，没掰开，只好任我继续“脱颖而出”，脱着脱着，简潞的脖子就红透了，眼睛也水波流动，白了我一眼说：“你真要在这里做啊？”我说：“当然是真的。”由于房子里再没别的东西，地板又还没清理，简潞只能趴在新买的大彩电纸箱上，一再地问，“这彩电承得住吗？”我说，“你没看箱子上写的吗？最多可以叠加四台，你比一台彩电还轻，怕什么承不住呢？”一边说，一边开始用劲，简潞似乎放心了，开始闭上眼睛，伊伊呀呀地低声呻吟起来。
       尽管彩电纸箱终究是小了些，但因为是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家里做，俩人都心情特别舒畅，做了一次，又做了第二次。做完之后，竟然都中午了，我们没吃早饭，肚子早就有些咕咕叫起来，于是一起到家门附近街上的小馆子里，要了几样卤菜，喝起了啤酒，两人坐得近近的，时不时用手握一下对方的手，都感到恩爱无尽，仿佛回到了刚开始相恋的时候。
      
       之后的那几天，我们四处寻觅打折的家俬，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寻找价廉物美的家具如同淘宝一样，倒也是一件乐事。很费了一番心思，我们先是买到了一套合意的浅绿色沙发，虽然是猪皮的，但款式新颖，质地优良，最重要的是，居然只要2100元；还买了一个很大的衣柜，大到可以装完简潞所有的衣服还绰绰有余，衣柜色调很好，柜门一半是咖啡色，一半是乳白色，中间是一面镜子，和杂志上看到的“宜家”的某一款衣柜颇为神似，价格却只有1800元；再一个是床，98年在成都，对咱们普通市民来说“青田家俬”就算不错的了，我发现里面尽管多数商品都比一般家俬城贵不少，但偶尔也有特价商品，反而比其他地方便宜。比如我们在青田买的床，原价2800，特惠价1600，标得清清楚楚，青田里的商品不会故意乱标价，这说明它确实以前曾经卖到过2800，如此一来，相对于以前买这床的人，我们无疑白捡了1200元，此等好事，怎能错过，于是连忙将床买回了我们的新家。
       此外，我们还花2千多元买了个海尔小王子冰箱，1千多元买了个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以上这些大件，一共花了1万3千来元，屋里其他一些小东小西，大致花了3千来元，总共1万6千元，我们便把小家布置得舒舒服服。而我从股市里取出的钱，这么一来，也就只剩下2千元了，这2000元便是我和简潞全部的积蓄，如此之少，以至于连拿来炒股都显得毫无意义，现实的拮据，使我彻底地与股票越隔越远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似乎是老天对我的怜悯。98年下半年直到99年5月，接近一年的时间里，股市经历了严酷的下跌，无数百万富翁破产消逝，无数千万富翁敛羽而归。资金投入得越多，损失越惨烈。我幸运地在98年并无多少资金，且为了买房与装修不得不清仓离场，所以固然亏光本金，损失的也无非是一万多元。而老童，在搬进新居后，观察股市良久，认为自己耐心等待了一年多，终于等到了底部，于是再次倾力入市，想要一举扭亏。然而他没想到，自己却抄在了半山腰上，将他最后的养老钱亏了个精光。
       每一轮熊市，新手总是倒在山顶，因为新手往往乐观看多，难免在山顶被套；老手则是倒在山腰，因为老手喜欢抄底，却又普遍把山腰当成了山脚；而所谓高手，他们躲过了山顶，也躲过了山腰，却往往倒在了山脚的剧烈震荡中，在山脚过于频繁的追涨杀跌里元气大伤。熊市是一个无底洞，不管你是身家千万还是仅仅万元，在上苍眼里，一律只是刍狗，一视同仁用巨大无边的熊掌，将你扑杀。所以，在熊市里，资金越少的小股民越幸运，因为上天垂怜，即便亏光也并非一个无法翻身的大数字。
      
       我在懵懂之中远离了股市，侥幸躲过熊市末期的杀跌，不至于身负债务，这种后怕，使我对股市突然产生了严重的厌恶，连看也不想再看股市行情。我的生活变得平静起来，98年11月，我们告别简潞的单身宿舍，舒舒服服地搬进自己的小家，我和简潞感到十分满足。我们从93年开始相恋，5年后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不容易啊。我们房子的窗外是一棵很大的法国梧桐，正式入住后的第一个早晨，是个周末，醒来的时候，居然听到了鸟叫。我们赖在床上，不想起来，并且也不想做爱，只是紧紧地互相依隈在一起，感到心比蜜甜。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到小馆子里喝点小酒，庆祝乔迁。我拉着简潞的手，突然有些哽噎，说：“我今生今世运气真好，娶到你这么好的老婆！” 简潞说：“少抒情了，你工作努力一些，积极进取一些，我就什么都满足了。”
       我想想也是，自己毕业这两年半，激情都放在了炒股上，在单位里越混越差，越来越不受重视，要怪还是怪自己啊，有这么好的老婆，为了我们的未来，我怎么可以不积极工作呢？恰在这时，新一批下派 工作开始了，我们单位需要三名干部下派到偏远的巴中挂职工作一年，为了扭转自己进单位以来的颓势，好好挣点表现，我报了名。

张维

26，与“五一九”擦肩而过
      
       在80年代乃至90年代早期，下派是件美差，就像21世纪里的公务员出国进修一样，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镀金方式。但是，到了90年代末期，下派过的人越来越多，不可能都提拔，很多人下派了也就下派了，回来还是原地踏步。机关里的人渐渐就明白一个道理：想提拔你，没下派过照样提拔，不想提拔你，下派了照样不提拔。既然如此，谁还愿意去吃那个苦？所以，到了98年前后，已经很少有主动要求下派的了，甚至不少人私下说，这下派制度，形式主义，没有多少实际作用，不如取消了还好些。但是，沿袭多年的制度不是说改就改的，每个省委省府的厅级单位，每年照样得安排干部定点下派扶贫。不知不觉中，下派对各方面而言，都成了个鸡肋般的东西。
       我们单位定点下派扶贫的地方是巴中市巴朗县。巴中是全省最边远的地区之一，巴朗是这个边远地区里最边远的县份之一，出了名的“老少边穷”，离省城成都很远，坐汽车要十多个钟头。所以巴朗实在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下派点。我们单位的人经常抱怨说，你看人家XX厅，下派的那个县也叫“贫困县”，但离成都才八十公里，下派就跟度假一样，多好。
       所以，当98年底单位再度要完成下派任务时，我是唯一一个主动报名的，自然而然就成了下派三人之一。另外两个，一个是XX处的副处长钱小群，下派到巴朗当县委副书记；一个是XX处的主任科员小贺，下派到巴朗县广电局当副局长；至于我，还只是科员，下派到巴朗县委XX部，当了个办公室副主任。
       确定下派之后，还有半个月才正式下去，这半个来月，主要做一些工作移交的事情。我本想将内务趁机移交给小贾，这样一年后我回来，或许就有希望不再做内务。可是，小贾很有心计，为了避免全部接受内务，他以协助蒋处长写材料很忙为借口，只接收了内务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蒋处长让老童代理，这个小小的安排上的技巧，意味着我下派回来之后，只要不另换处室，依然不得不继续干内务。我心里完全明白小贾的手段，却又无可奈何，不禁感到有些消极，还没下去就这样了，回来之后又能如何？但是，我还能不去吗？在人生的路途中，许多时候总是身不由己，一旦出发，就只能继续往前走。
      
          99年1月元旦过后没几天，单位派了辆车，送我们三人到下派点去。因为巴朗实在太远，出发时间定得很早，六点半就得在省委大门口碰头。我专门定了闹钟，五点半就早早起床。东西已经收拾好了，主要是换洗的衣服和必要的日常用品，还有几本书，据说下派期间比较无聊，没事的时候可以看看书打发时间。就这么一些东西，居然也有一大皮箱。我重新把皮箱打开，最后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什么遗漏，才又把皮箱锁好。这时候，六点了，我得出门了，本来想跟简潞打个招呼，但简潞昨晚也是很晚才睡着，五点半钟被闹钟闹醒时嘟哝了两句，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我不忍心又把简潞推醒，用唇轻轻在简潞额头上触了一下，就小心地带上门出去了。
       走到楼下，我突然听到简潞的声音，“雷子，雷子”，我抬起头，看到简潞正从卧室窗户里探出来半个头，我心里一热，说：“你快休息，天冷，别冻着了。”然后狠狠心，头也不回地向宿舍大院门口走去。临出院门时，我突然想起还一直没有给窗户安防护栏，微微有些酸楚。安防护栏得近两千元，我心底下希望将这笔钱省了，所以一直拖着没安，如今，看着光秃秃的窗户，我忽然觉得挺对不住简潞。
            
            到了巴朗之后，起初有些新鲜，但渐渐也就麻木了。我们一般两个月才回成都一次，十分孤单，下面的同事并不见得非常热情，彬彬有礼地和我们保持着适度的距离。虽然都是省上来的干部，但下派干部和来检查工作的干部享受的待遇是大不一样的。从省上到基层检查工作时，基层的干部对省上干部的称呼是非常有趣的——如果不知道具体职务，就一律称“领导”，我记得当初刚上班不久跟随蒋处长到巴中开过一次会，被当地干部左一句“领导”右一句“领导”地叫得很是顺耳；如果知道职务，部长自然还是喊部长，处长自然还是喊处长，但普通干部的喊法，却颇有讲究，假比说，你是个主任科员，他们喊你时，就特意把后面的“科员”二字省略，简称“主任”，假比你只是个小科员，他们也有办法，就是在姓后面只加一个“科”字，“王科”、“张科”地喊，给人感觉是“王科长”、“张科长”，自然让“王科”“张科”们心中暗喜了。但是，下派干部一般是享受不到这种礼遇的，一来你不是来视察的，是来接受基层锻炼的。二来你不是只在下面呆几天就走，如果是呆几天就走，场面上奉承你两句，即便没有好处也无妨，反正拍几天马屁也累不死人，但你是呆上一年，谁愿意拍一年劳而无功的马屁呢？
           当然，他们也不会待你太差，就那么尊重而客气地维持着一种和和气气的关系，久而久之令人感到十分乏味，让我颇有些后悔报名下派。但更令我在后来的日子久久遗憾的是，下派期间，资讯的封闭使我更为疏离了股市，而边远县城投资氛围的极度稀薄，则使我完全觉察不到股市一个巨大的机会突如其来的降临：1999年5月19日，股市忽然否极泰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由1047点迅速涨到了1700点，如此之快，让人根本措手不及。在那如火如荼的行情里，如果我是在成都，无论如何都会跟风追进，而在遥远的巴朗，仿佛这是一块与投机完全绝缘的飞地，我们仿佛置身在一个没有股市的时代。我呆在这个被“五一九”彻底遗忘的角落，再次与股市的一次大机会擦肩而过。
            这是命运吗？或许我注定就会一生清贫？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连我自己也不能。1999年6月底，我回成都休假时，听到周围的人又都在谈论股票了，然而那时点位已高，我显然已经错过介入的好时机。看着由10元涨到28的广电信息，看着由15元涨到40的东方明珠，我既惆怅，又迷惘，体会到一种比熊市里更难受的痛楚。
       从那一刻起，我发现对我们小股民来说，踏空比套牢更沮丧，因为即使套牢，心中始终还是拥有着希望，有希望就会有快乐；而一旦踏空，最大的打击是发现希望像肥皂泡一般被戳破了，没了希望，人就象被抽去了主心骨的皮囊，陡然就疲软了。

张维

27，新千年
      
       就这样，一年时间渐渐也便过去了，1999年12月底，我们开始张罗着准备返回省上。一天，我正在百无聊赖，突然司机老孙头问我：“雷主任，我要进一趟市里，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原来，部长嫌以前用的手机不够时尚，决定换一部，让老孙头到市里去买个新手机来。巴朗虽然穷，但领导们的手机却是从不落伍的，即便与省城的成功人事随身携带的手机相比，也够得上档次。据说部长本来是不想换新手机的，但是，为了不在与外地同志洽谈工作时给巴朗丢脸，只好勉为其难地换了。
       巴朗是一座历史只有二十多年的新城，在大山中间一小块空地里，由于是贫困县，小小的县城没有几条街道，半小时便可逛完。商场也没有几个，一到天黑就关门闭户，黑灯瞎火。我老呆那里，平时连市里也难得一去，作为省城来的年轻人，难免会十分无聊，老孙头显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只要有机会去市里，往往主动载着我去。
       这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坐老孙头的车去市里了。一路上，我感到他似乎欲言又止，有什么话想说。我有些小小的不安，素来最怕别人无缘无故对自己好，总担心当对方有所求时，我却帮不上忙。这老孙头，自从我来后，就对我格外好，因此，我很想知道老孙头究竟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但是，这话又不好主动问出口，着实让我有些心急。好在，车快到市里的时候，老孙头突然说，自己一家三口，迄今在巴朗没有房子住，只能租附近农民的住房，既要交租金，又很不方便。他希望我离开巴朗时，将所住的那间房子的钥匙，直接交给他。“现在等着那房子的人不少，基层就是这样，谁先实际占着谁就能成事儿，用你们干部们的话说，叫‘造成既成事实’，你到时候把钥匙给我，部长那里，我会去说，他帮我找县委办公室通融通融，这房子就是我的了……”
       我听了，心里好一阵感慨。作为下派干部，我一来就住进了县委单身宿舍楼里的一个单间，屋里连被褥、床单、脸帕及脸盆，都为我准备齐全了。我起初还有些嫌那房间简陋，完全没想到许多县委的工作人员，却连那样的单身宿舍也住不上，还得在外面租房，并紧张地注视着每一间可能空出来的宿舍……多少人，在为更好的前程费尽心机，而另有多少人，在为一些起码的待遇碾转反侧。想起那句话——许多人奋斗一生获得的，就是另外一些人一出生就已经拥有的——人啊，在这苍茫世间，是如此不平等，而又是如此雷同——不平等的是人与人追求的东西相差万里，雷同的，是不管他们追求的东西如何不同，但追求过程中的情感和心态，却是千篇一律，难分伯仲。
      
           几天后，我的下派工作就顺利结束了，临走前，我把钥匙私自给了老孙，这对我来说只是小小的越权，对他来说却是巨大的收获，因此我愿意帮他这个忙。回到单位，果然发现，我的返回几乎没任何人在意，连内务工作也顺理成章地立即移交回来，仿佛我不是离开了一年，而仅仅是离开几天。机关就象一片表面波澜不兴的巨大湖面，而我则如同一滴小小的水珠，当小水珠重回湖面时，连一个水花都渐不起。
       1999年即将过去，翻过元旦便是新千年了。相对于社会上普遍的对“新世纪”这个概念的关注，机关里显得平淡得多，没有人特别在意2000年的到来。我一向是个对新生事物比较敏感的人，可是，在我的周围，没有谁和我谈论未来，更没有人会思考1999年与2000年有何不同，的确，在多数人眼里，这两个数字是没有差别的，人们关心的只是切身的利益和视野可及的生活，而这些，的确不会因年月数字的微小改变而有太大不同。甚至，在这样的氛围里，谁去思考这些不切实际的问题，也会被视为笑柄。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擅长抽象思维的民族，太过现实，太过追求经世致用。或许，是因为几千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过于艰辛，使“活下去”与“活得体面一点”始终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哪里还有心思去思考那些遥远的问题。而我，却那么不合时宜地喜欢去想玄而又玄的东西。
       只不过，在如此的环境里，我即使有心去想，却也难以真正静下心来想清楚什么。1999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坐在自家窗前，看着窗外寒冬中的夜色，仿佛想了很多，却又仿佛什么也没想。渐渐疲惫了双眼，返身倒在了床上。元旦后，每天依然是睁开眼，洗脸、涑口、吃饭、上班，周而复始的日子又开始了——的确，这新千年的第一天，与过去的千年几乎没有两样。
      
       然而这时，股市里对新千年网络时代的炒作，却进入了高潮。2000年1月4日，元旦后第一个交易日，上海梅林火速封上了涨停，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由8元起连拉6个涨停，带动了整个网络股的再度飙升。我本来是有些关注的，正打算好好研究一下梅林，恰在那时，蒋处长在单位的常规体检中被查出了癌症，庆幸的是还属于早期。
       病情真相通知了家属，也通知了单位，惟独不敢告诉蒋处长，只是说有点不大不小的问题，要住院治疗，可能要开刀。我们处的几个人，轮流到医院病房守护蒋处长。我内心深处有些不太愿意，即便蒋处长的亲生儿子，也没去守那么多次夜，反而是我们，要去守个不停，但是，这话是绝对没法说出来的，何况想想蒋处长都这样了，作为健康的人，怎么忍心去计较。
       蒋处长仿佛一下子就猜到了是癌症，精神早就激动起来，但又极力克制，尽量平静。他这种尽量的平静，反而使大家都更为紧张，大家也都知道蒋处长猜出来了，但彼此都不说破，彼此心照不宣，尽力推迟着某个预先知道的谜底的揭晓。于是，竟油然生出一股悲壮的味道，仿佛蒋处长真的即将死去似的，而一旦考虑到他即将死去，如同对待一个死者，大家对蒋处长陡然宽容到溺爱的程度，人人都想到蒋处长曾经的好，都说蒋处长是如何如何的老实本份、任劳任怨、勤奋工作、从不争功……而蒋处长，也仿佛真觉得自己快死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身边所有的人，陡然充满了慈爱之心。
       一个深夜，轮到我守护蒋处长，我拿着报纸，看着证券版，疑惑地看着关于梅林的报道。这家做罐头的垃圾股，竟然莫名其妙地20来元了，让我吃惊而又疑惑。蒋处长瞟了一眼报纸，问我：“小雷，你又炒股了吗？”我赶紧说：“没有没有，哪还有本钱炒啊？买房和装修，把家底全淘空了。”
       蒋处长叹了口气：“股票着东西，要戒实在是很难，如果你真戒不掉，那就真正深入地参悟进去，不要象我这样，既戒不掉股票，又没能真正悟透，下场很惨，我是真不希望你重蹈覆辙啊……话说回来，股票这东西实在太难把握了，这些天我也偶尔看看股市行情，发觉更搞不懂了，那么多业绩好的股票不涨，这只有几厘钱效益的梅林却涨疯了，我是真的落伍了啊……”夜渐渐深了，蒋处长睡不着，跟我说了很多的话，多到比我进单位工作以来三年时间里以往与他说话的总和还多，当时我挺感动的，事后一回忆，我发现，即便是那么多话，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隐私，几乎全是台面的语言，依然算是滴水不漏。我突然觉得，或许蒋处长当时是想说点贴心体己话的，只是，他在机关磨了一辈子，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贴心话了。

张维

28，夜雨
　　
　　可能因为运气好，也可能因为发现得早，蒋处长的癌细胞并未扩散，手术出奇的顺利。手术后修养了一阵，就确诊没事儿了。蒋处长从病房主动搬出来，回自己家里调养。我们处的同事们终于不用再熬夜守护了，我也终于轻松下来，可以悉心研究一下股市了，但是，就在那短短的两个多月里，2000年的那轮暴风骤雨般的网络股牛市，却已在短暂的绚烂后，迅速归于平息。
　　从99年5月19日到2000年2月底那短暂的9个月时间，网络股的井喷涨幅惊人，其中的龙头股票令人瞠目结舌，例如，海虹控股9个月里涨了8倍，东方明珠涨了7倍，上海梅林涨了6倍……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短短的9个月之间。
　　实际上，在98年的熊市里，几乎全体股民灰头土脸，全军覆灭，但99年5月19日网络股飚升行情的到来，使股民们走向了分化：那些抓住了这波奇迹般行情的幸运者，从此走上巨富之路，例如今日资本市场最赫赫有名的徐翔与章建平，在那段时间里资金达到数千万，奠定了日后顶级炒手的基石；又如福建传奇股神邱宝裕，据其自述，在98年因做期货而破产，靠着母亲帮他四处筹借的10万元，杀回股市，在99年的网络股行情里奇迹般达到近千万；再如成都天才型短线炒家王涛，也在那轮行情中一举实现财务自由，从此展开千万征途……但是，相比之下，更多的人却并未能从那9个月中改变命运。
　　
　　我就是那未能从中改变自己命运的绝大多数人中的一个，我仅仅比章建平，王涛，邱宝裕稍小几岁，却或许比徐翔还略大一点，我也许并不比他们笨，也许为股市付出的心血和激情并不比他们少。然而，股市根本不在意年龄和你的付出，股市以天地般万物不仁的冷默，将我这样的绝大多数人，打入一个巨大无比的收割机里，并眼睁睁地看着那屈指可数的极少数人，演绎着“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传奇。我认为我是坚强的，不放弃，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地抗争，一次又一次地站起，然而我依然一次又一次地与股市中改变命运的机会失之交臂……
　　这是我，以及多数人的必然的命运吗？无数次我这样问自己，却一如既往地没有确定的答案。散户其实永远是经不住暴利诱惑的，2000年3月之后，网络股其实就逐渐退潮了，等待着后来者的，已经没有美味佳肴，而只剩下一些难啃的骨头，但网络股神话所制造的财富效应，仿佛迷香般诱惑着我们这些后知后觉的小股民。香港股市有句名言：“无论散户们多么恨股市多么不看好后市，只要连续拉三根大阳线，保证散户们不请自来”，真的是这样的，越是错过了主升浪的股民，越是仿佛注定要在股市高位被自己的欲望套牢，如同飞蛾扑火般，我在2000年4月再度投入了股海。
　　
　　如果仅仅是简单地打开历史K线，看看点位，那么，从2000年4月到2001年6月，指数是在高位波动并略有上升的，仿佛那段时间并非熊市，但其实，那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基本属于庄家高位慢慢兑现利润的过程，阴险的主力机构，正以难以想象的耐心，一边维持着指数的高位，一边悄悄派发筹码。可想而知，那一年作为小股民，是很难操作的。
　　在那样艰难的操作环境里，我凭着一腔激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成天做短线。其实我那时投入的资金量依然很小，不超过2万元，却居然因交易频繁导致总交易额惊人，得以坐进了大户室。那些年，规矩还比较死板，一般来说，必须总资金达到了50万，才能进大户室的，我是那个证券营业厅里唯一的一个因每天做超短交易额巨大进大户室的，如今想来多么荒唐——我的资金那么少，但半年买进卖出的成交金额，居然超过一些50万资金的人，给券商贡献了大把佣金，因此被鼓励性地赏赐了一个大户室座位，我居然沾沾自喜，把自己当成了个人物。更具黑色幽默的是，我起初所在的那个散户厅，所有人都并不知道我是因交易额巨大进的大户室，还以为我是2万元半年炒成50万，于是他们口口相传，将我神化成了一个奇迹，尤其是那些老太太，最为热情，也最崇拜我，只要我的身影一出现在交易厅，他们就蜂拥着将我围在中间，我俨然成了明星，那种成就感仿佛很醉人。
　　然而正是在那虚幻的成就感中，每个夜深时分，那些起起伏伏的K线，磨掉了我的青春与热情，磨损了我对生活其他方面的关注与激情……甚至，还磨淡了我对家庭的重视，对妻子的爱情。于是，2001年1月的一天，我听到简潞突然对我说话的那一刻，我竟然异常麻木。她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可能爱上别的男人了，你说，我们离婚还是不离婚？”
　　我答非所问：“是吗，怎么我一点也没发现？”
　　“除了股票，你还能发现什么？”简潞凄婉地笑了一下，“当然，可能就连股票，你也什么都发现不了。”
　　 我没有应答，那个夜晚，“我们离婚还是不离婚”这个问题，把我折磨得疲惫不堪，我想，简潞肯定也在心里无数次这么问过自己，而且肯定也没问出个名堂来。于是她只好向我请教。之后我们彼此沉默了一个星期，直到一个星期后的夜晚，我们才第一次激烈地争吵起来，奇怪我竟然完全不记得争吵些什么了，只记得最后各自心力憔悴地睡去。半夜里，简潞走到我睡的沙发前，她把小小的脸蛋儿埋在我胸口上，我的胸口很快就被泪水打湿了，泪水同时还打湿了我的睡眠，凉凉的，将我冻醒。我睁大眼睛，看着黑夜里的天花板，看了很久。而后，我听到简潞沙哑的声音：
　　 “我们难道非要离婚吗？”
　　 我说，我正想问你呢。于是我们就笑，然后做爱，仿佛我们挥手间就将离婚的阴魂撵到遥远的印度尼西亚去了。但是，一做完，三分钟都还没有，那个阴魂立即就从爪哇国飞了回来，笼罩在我们的身上。简潞突然忧郁地说：
　　 “我们不离婚好吗？”
　　 “可以，当然随你。”我说。
　　 “不，不……我们还是离婚，好吗？” 简潞突然一字一句地说，“我—们—都—已—经—不—爱—对—方—了”。
　　 “可以，当然全都随你。”我说，我突然也想要流泪了，男人不应该当着女人的面前哭泣，我必须马上离开，找一个地方，自由地哭那么两嗓子。于是我披衣而起。出门的时候，我听到简潞说，“星期一我们就去办离婚手续吧——”最后的那个“吧”字被门夹住了，我把门关的紧紧的，我的脚步声在楼梯里特别的清亮。随后，我一个人走到了空旷的大街上，走了好久，无意中走到一家证券营业厅门外。我累了，干脆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如同散了架一样，渐渐地半躺在地，但我很清醒，一直睁着眼睛。
　　 接近拂晓的时候，忽然飘起了雨，雨被风卷着，向我扑过来，我往里面缩了缩，紧靠着证券营业厅的卷帘门。雨水从屋檐上一串一串地往下滑，象是顺着简潞明净的面颊滑落的泪水。我突然鼻子一酸，无声地抽泣起来。

第29节 2001年春天
　　
　　
　　天亮后，我回到家，与简潞开始写离婚协议。我们没有告诉双方父母，因为我们都清楚，那样一来或许会延缓这段婚姻的寿命，却改变不了最终的归宿，反而徒增感伤。
　　没有父母的干预，又还没有孩子，离婚因此几乎没什么阻力，与谈恋爱分手差不太多。唯一区别于恋爱分手的，只有房子。这房子是用我父母的钱，在我的单位分到的，因此，我本来暗暗期望，简潞能主动放弃，作为对应，我愿意把家具家电都给她，甚至愿意四处举债借点钱，给她作为补偿。可简潞先开口了：“我想要房子，我愿意找亲戚、同事借4万元，家电家具和这4万元给你，房子给我”，她说，“我是个女的，如果连这房子也没有，我父母以后知道我离婚了，会很心疼。我最多也就能借到4万左右，只好你吃点亏了。”
　　
　　八年的爱情，到了最后，却集中在彼此小心翼翼地试探这房子的归属上，不禁让我黯然神伤。2001年初，这种房改中被私有化的福利房，在政策上还不能真正上市流通，但私下的交易已是暗流涌动，我们那套位于成都最中心区域的老房子，中介愿意出价16万收购，我也考虑过卖给中介，然后与简潞各分8万，然而最终，我还是不忍心让简潞居无定所。即使分到8万，她也难以在成都市内买房安身，而我接受她那4万，正好可以放到股市里去，2001年1月，指数在2100点左右，依然是多头趋势，各大财经报纸都在预测着股市春季攻势即将到来，而我也热切地期盼着能在这个春天，将4万变成8万，如此一来，简潞能拥有房子，而我照样能拥有8万，皆大欢喜，不是很好么？
　　简潞跟了我八年，给了我一个少女所能给的一切，而我则几乎没让她享受过好日子。连续多年痴迷炒股，总是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投入股市，使我手头从不宽裕。记得有一次，简潞想买一个饮水机，我勉强答应了，却磨蹭几天，去旧货市场买了个二手的。还有一次，在家乐福，简潞看着满满的货架，说，“要是将来我们想买什么吃就买什么吃，不用先看标签，那就太好了。”这话让我很伤感，我是这个世界上的弱者，以至于自己的女人想在大众化的超市买点食品，也总是得先仔细瞧瞧价格。而今，我用这套我唯一的房子，作为对她的弥补。
　　
　　我们商量着将条款写好，一式两份，各自保存一份。即便在这个过程里，我心里依然觉得好像不是真的，好像我们只是在做游戏。但是，分明我们又确确实实地走进了民政局，也就是三年前我们结婚那地方。
　　我还记得和简潞办结婚登记那次，差点和民政局的办事员闹起来，因为我们专门到影楼照了张大小合适的为结婚证准备的像片，没想到，负责登记的办事员硬要我在民政局重新照“宝丽来快照”。我不愿意，说，“你不就想多收10元钱吗？这样吧，给你10元钱，我们还是用自己准备的像片。”那个办事员觉得受了侮辱，竟然妄图利用小小的职权，不给我们登记。唉，结个婚，还真不容易。
　　想不到，离婚竟然比结婚还要繁琐，还不容易。三个办事员坐在一排桌子后面，满脸傲慢神情，仿佛离婚的人是来求着他们开恩。离婚的人也真多，最开始我看着小屋里挤得满满的六七对男女，还以为有些是来登记结婚的。后来一看墙上的告示，才知道“星期一，三，五专办离婚，星期二，四专办结婚”，看来，离婚比结婚还要闹热。屋里还不断发生离婚者和办事员之间的争辩。比如，一个办事员说，“……你那房子，必须要拿单位的证明书来……”，然后一个中年男子愤然回答，“……我下海都8年了，哪里还有单位？难道没有单位连婚都离不成？”只听那办事员说，“……我不管你那么多，我是按政策办事，是在执法……”整个房间里，类似的争吵此起彼伏，如同农贸市场，轻而易举地将离婚所附带的那些忧郁情怀化解得干干净净——在这样的状况下，能够少点麻烦顺利把手续办了，成为每个人最大愿望，至于手续办完所暗含的那种咫尺天涯的忧伤，你根本就来不及去考虑，而离婚当事人的悲剧感，也便自然被轻而易举地解构了，我们仿佛到市场买菜卖菜一样，办完了离婚手续。
　　
　　随后，花了三天时间，我在川大附近租到了一套小户型。按照分割协议，我可以搬走全部家具家电，但我只打算要彩电，VCD，双人床，微波炉，洗衣机，以及我的书籍。剩下的空调，冰箱，衣柜，沙发等，都留给简潞。我把书全打包了，弄了一个晚上。夜深了，我累坏了，连澡也懒得洗，睡在了沙发上。
　　
　　半夜，再次有什么，弄湿了我的胸口，我连摸也不用摸，就知道，那是泪水。泪水仿佛散发着咸味儿，有些象海水。风从窗外吹进这已经不再属于我的房子，带着千里之外海的气息。在这个内陆的城市，在这静谧的深夜，我竟然有幸闻到海的味道，看来，我其实是多么幸运——虽然现在没有爱了，但我曾经爱过，虽然炒股亏损惨重，但我还身强力壮……我曾见过那么多的更痛楚的人，他们有的流落四方，倒在马路边的树下，连席子也没有，蒙头便睡，睡着睡着，就可能永远不再醒来。而我，却还至少能有租来的房子。
　　
　　那么，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是的，我曾经被人伤害过，但我也曾伤害过别人，我有什么资格要求这世界必须宠爱我呢？我本不无辜，我生而有罪。在这离婚后第三个夜晚，也就是我和简潞共处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在心底默默地原谅所有的人，也无声地恳求所有的人原谅曾经的我。
30，在牛市末梢上站岗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喊来搬家公司，将我的东西从那曾经的婚房里搬了出去，住进了川大西门外棕北小区的一套小户型。在我读大学期间的93年左右，棕北小区作为成都最早的高档商品房之一，集中了这座城市不少美女和有钱人，而到了2001年，我租住在那里时，却没见到几个美女了。我所渴望的“遇到一两个白领丽人，发生一两段艳遇故事”的传说，无奈地只存在于道听途说与意淫之中。我这才知道，有钱人在过去的几年，已经先后搬迁到了更富裕的居住区，美女们也随之离开了棕北小区。我永远是这个时代的落伍者，永远以慢半拍的步伐，跟在潮流后面。
　　
　　又过了一些天，简潞终于东拼西凑筹集齐4万元，打入了我的银行卡里。现在，我和她算是两清了。那时，正是2001年2月下旬，股市在1950点左右晃荡，我认准了这是一个低位区域，后市看涨，生怕资金还没到，股市就涨到2000点以上去了，好在这4万还是来得及时，我在2000点以内将新资金打入市场，基本算是抄到了一个小底，大约半个多月，就有了1万多元的收益。
　　
　　于是，我再次沾沾自喜起来，完全没意识到仅仅是恰好在低位买到了股票，却以为自己的水平真的有了质变。既然半个多月能赚1万，并且自信可以长期复制，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那份月薪不到2千的公务员工作呢？此时，我对那份工作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何况，我与妻子离婚的事情，在单位似乎也有人知道了，我不想别人用探究的眼神看我，于是，下了最大的决心，打算辞职。
　　
　　在中国，各级机关大院里，的确是藏龙卧虎的，但是，多数的“龙”其实并没有风云际会的机会，终究只是散乱的金鳞；而多数的“虎”，也只是相当于关在动物园里的观赏品，过得都很郁闷。为了化解这种郁闷，他们或者用随波逐流，或者用自甘平庸，或者用贪污腐化等所有一切可能的方式，来麻醉自己，最终，他们可能终于成功地麻木不仁，但同时，他们终于成为一具空壳，才华耗尽，除了疲惫的心机和些微的利益，他们一无所得。随后，他们渐渐老去，离休，被历史和时代忽视，被利益抛弃。
　　这便是所谓公务员生活的秘密。
　　
　　我早已识破了这种生活的秘密，也曾多次想过辞职，但始终有这样那样的事物出来阻拦。其实，当你真正下定决心做什么，一切的阻拦就都不是阻拦了。此后我明白：世界上真能阻拦住你的，唯一只是你自己的内心。我的辞职并不容易，好一翻折腾，才在2001年4月，正式辞职成功。
　　
　　在那时，还没有“职业股民”这个称呼，在别人眼里，其实就是一名以炒股为生的无业游民。那时的人们轻慢职业股民，是显而易见的。多数人都觉得，炒股主要靠运气，你职业搞这个，不见得比别人玩儿似的买了股票放在那里收益高，所以根本没有职业的必要。
　　
　　这个世界上，多数人炒股，哪怕是业余炒了好多年，其实普遍都还是在投资大门外晃悠，因为他们对于投资的真谛，并没有真正去探索，去追寻。纯粹的随波逐流，涨了和熟人朋友吹吹牛，套了则和大妈大嫂们一起发发牢骚。这样的心态，即使再多年，都难以有进步。
　　而另一些人，因为相信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在投资上轻易寄托了一生财务与事业的梦想。这些人有些会真的下决心辞职，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股市中去。但是，即便是对于这种全身心的付出，股市往往也不见得有回报，因为股市最需要的是特殊的机缘与别样的慧根，而不仅仅只是努力。
　　
　　在2001年，我就是那些相信“股市也是一分汗水一分收获”的人里的一个，我辞职之后，每天24小时里，起码有15小时在研究股票，但是， 2001年五月以后，股市虽然还在涨，却很难赚钱了。如果在今天打开历史K线图，可以清楚地发现那一小段实际上是那轮牛市最后的末梢，牛市末期行情的一大特征是看着仿佛机会很多，却实际上几乎所有机会都不是机会，绝大多数人在牛市末期都是只赚指数不赚钱的。然而，谁也没有时光机器，谁也不可能看到未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像温水里的青蛙，麻木而又平静地等待着悬崖的到来。
　　 　　
　　在牛市末期，许多没及时出逃的人，都可能会遇到一座悬崖，并被那个悬崖钉死在高高的山巅上，但每个人的悬崖却又是各不相同。我的悬崖是一只叫做“交大昂立”的股票。2001年7月2日，这个日子我永远记得，就是“交大昂立”的新股上市日，那时的我，喜欢买新股，因为新股第一天不设涨停板，给人一种一夜暴富的诱惑。而且那时的我，十分相信“生物高科技”这个名词，相信21世界是生物科技的世纪。于是，在那一天，我将离婚所得的4万，及从2月到7月所赚的接近1万6千多元，以35元/股的平均价格,满仓买进1600股。
　　
　　当天，交大昂立就跌到31元，我这用婚姻和房产换来的4万，以及职业炒股辛苦五个月所赚的1万多，合在一起共计5万6千多元，转眼就损失了6500，由于A股市场施行的是买入后最早第二天才能卖出的交易规则，所以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价格下跌，完全无能为力。
　　那一天，我像一个溺水的人，麻木，痴呆，甚至有一种下坠的快感。第二天，可以卖了，但一来跌了很多，二来似乎会有反弹，三来，这诡异的股市，让我突然累得什么也不想动了，我再也不想每天追涨杀跌做短线了，想想“昂立口服液”似乎也很有名，既然巴非特可以把可口可乐喝那么久，我干吗不可以把昂立口服液也喝个几年？那时我不知道华尔街著名的谚语，“当市场最狂热的短线客也厌倦了短线改做长线时，就意味熊市来临——做长线也将亏损了。”事过多年我在想，如果那时我知道这名言，我就能规避这次亏损吗？恐怕依然不能，有些疼痛，是必须亲历的，有些经验，必须用血和泪才能换来。我们99%的人都是凡人，都不知道在2001年7月即将来临的下跌，是历史上最严酷漫长的一次熊市，而深度被套的我，也就喝了史上最昂贵的“昂立口服液”，05年7月，它跌到了4元/股，我的那笔投资亏损了85%。
　　
　　那一次，彻底将我击溃。不仅是亏钱，关键是手头只剩余很少的流动资金，因为我怎么也预料不到，“交大昂立”会从35跌到4元去，所以在整个过程之中，我一直不舍得卖出，于是，我比民工还穷。2001年8月，为了省钱，我连棕北小区的小户型也住不上了，到四川大学南门外郭家桥片区，租了个套间中的单间，每月350元租金，跟房东共用厕所厨房，连网络也没有，我要上网，只能去网吧。
　　毕业已经5年，我和刚踏入社会的应届毕业生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甚至还不如应届生，因为他们至少还有朝气。而我，则满身伤痕，暮气沉沉。

张维

31，郭家桥
　　
　　直到今天，我回忆那段生命中最落魄的日子，都感到一种锥心的辛酸。
　　以往的生活，我几乎算是一帆风顺。考了个不错的大学，在大学里也算风云人物，毕业时是全系唯一一个考上公务员的，毕业两三年就在单位获得了全产权的房子，可能是同学中第一个拥有房子的人，还娶了个美丽的妻子……然而，这一切转眼就如云烟一样，消逝无痕。我必须面对与人合租的单间里那惨白的墙壁，面对每天不断下跌的股票，面对日渐干瘪的荷包。靠着打零工，以及给网站当兼职编辑，赚取着微薄的收入，养活着自己。
　　
　　那段时间，我一个人独来独往，主动远离了以前的朋友圈。一种彻底的孤独包围了我，但这种孤独却恰恰是我所渴望的。因为越是很多人聚会的时候，我的无助感越是浓烈。下跌的“交大昂立”不是一两句温暖的语言就能改变走势的，而我的生活质量也不会因为别人同情的微笑就发生变化。我能给别人说什么呢？在所有人眼里，炒股就是不务正业，甚至等同于赌博，亏了只是赌徒式的悲剧，不值得同情，何况我也不需要别人同情，哪怕在我最卑微的时候，我也从不觉得别人比我高贵。
　　
　　川大南门外的郭家桥片区，紧临着府南河，从我租的那个单间窗户里，可以远远地看到河水的波光。有时候我会走到那河边去，一个人静静地坐一下午。在河边，我时常陷入沉思，感觉灵魂仿佛游离出我的躯壳，轻盈地在河面的亮光里起舞。河面下仿佛有一个庞大的世界，可以把我一口吞噬融入无尽的水流之中，而那个世界仿佛才是真实的，我所坐着的河岸上的这个世界反而不真实，到处都是不幸，到处绽放着虚假的花，使我的悲伤象河水一样不能停息。
　　但我从没想过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始终坚信，一定有一个上天安排给我的妻，在我目前无法猜测的时间与空间里等我，也一定有一种上天安排好的生活，在为我预留，并且一定有一个属于我的地方，在等待着我过去，只是，我还缺乏慧眼，找不到那个地方。
　　也许因为期待获得启迪，也许因为那时的我没有钱去娱乐，也没有地方可去消遣，于是我经常坐上公交车，到成都市中心的教堂去。走进教堂门口，我站在基督面前，心想，如果我是一个受苦的人，如果上帝真的能看见我，请让我走到你的方舟里去；如果真的存在命运，请让我遇见一个梦，从此我可以自由的飞翔，象《肖申克的救赎》里的鸟儿一样。
　　
　　刚离婚的那段时间，白天我经常会回忆起简潞，但晚上却很少梦到她。所以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也许我并不是真的很爱她，否则，我为什么几乎从不梦到她呢？
　　直到离婚后接近半年，2001年7月的一个晚上，我才终于第一次梦到了简潞。那是一个很古怪的梦境：在一个陌生的杂乱小镇里，我拉着简潞的手，顺着一条灰尘遮天的马路奔跑，后面有人在追我们，我们躲来躲去，终于躲进路旁棚户区里一间废弃的简陋房子里，我去把门关紧，并用木杠将门顶牢，正想对简潞说，“终于安全了。”一回头，却发现房子的另一侧竟根本没有墙壁，我们根本就不安全。“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听到简潞焦急地说，而我则答非所问地回答：“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回不去了。”
　　醒来，出了一身汗，在黑暗中我对自己说，“是啊，我们回不去了。”于是，我决心找个女人。
　　
　　其实，之前我早已经渴望女人，孤独使我心里发慌，而女人能使我感到安详。我知道自己处境不佳，连女大学生也肯定配不上，于是理智地把目光放到学校周边小店里的女临时工们身上。当时，一度很想追一个网吧女管理员，但当我看到一个开着奥托车的男人去接她时，我就缺乏了自信和勇气。
　　我以为我从此以后，将会很长时间没有女人了。但是，生活总是充满意外，我必须感谢网络，网络把一个同样孤独的女人，带到了我的面前。
　　　　
　　在很久之前，我有个莫名其妙的看法，认为，一个男人如果一生只体验过一个女人，那么，他对女人的认识是不丰富的。这个看法是如何盘踞在我年轻的脑海里的？我实在不知道其出处和缘由。然而，造化弄人，我从19岁开始了与简潞的初恋，直至2001年8月我27岁了，八年期间，我的确只有简潞一个女人，其他异性，连暧昧都没有过。因此，我一直很渴望了解其他女人的身体，她们的乳房更挺拔吗？她们的腰肢更柔软吗？
　　
　　 2001年的这个夏天，8月，我和一个女网友相识了，并发生了一夜情。她是刚刚硕士毕业即将到西南财大教书的女教师，瘦高个子，面容象一把锋利的刀，如果在生活中我们相遇，肯定不会有任何发展，然而我们却是因网络情感论坛发帖交流而认识，于是逐渐无话不谈。那时，她正在成都东郊狮子山的四川师大进行教师岗前培训。也许因为无聊，也许因为她刚与男友分手，十分痛苦，总之，我们在第二次见面之后，就接吻了。在一株茂盛的灌木丛后面，我一边吻她，一边将手盖在她胸脯上，不大，也许是A罩，却很敏感，轻微地颤抖了一下，但没有拒绝。于是，我说，“今晚不如到我那里去，好吗？”
　　令我有些意外的是，她默许了，我特意打了个出租车，那是那年夏天我唯一舍得打的一次出租，在车上，我还在想，怎么这么容易就这样了呢？可能吗？等她看到了我简陋的住处，会突然改变主意吗？
　　然而，一切却按部就班地发生了，她没表现出任何挑剔。那时我十分不解，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当一个女人只是把你也作为一次偶然的发泄物时，她并不会在意你的物质条件，反正她并不会与你有更多交集。
　　或许因为她知道不会有下次，所以特别肆意，特别疯狂，然而我却并没感到比手淫更多的愉悦。半夜，我睁开眼睛，回忆起刚才的感觉，发现其实虽然是不同的女人，生理的差异却并不大，性本身并不能带来多么巨大的新鲜感。
　　在那一刻我再次想起简潞。我之所以任由婚姻破裂而没做任何弥补的努力，既因为我觉得即使努力也难挽回什么，也因为我隐约渴望着体验和简潞之外的女人做爱的感受。如果我早知道这个感受是如此平凡，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挽留简潞。那么想着，我第一次在离婚后悄悄落泪了。
　　耳畔是女网友微薄的呼吸，借着星光，我看着那消瘦的面庞上，一张陌生的嘴正微微洞开，散发着我完全陌生的气息，突然感到，两个不相爱的人，睡在一起对彼此来说，都是一件并不愉快的事情。
32， 北京，北京
　　
　　第二天，女网友就走了，从此没有再出现。这次偶然的一夜情，并没能使我感到幸福或者欢乐，我内心的痛苦并非减轻，而是更重。很多时候，我仿佛坐在一个很深的枯井里，抬头往上看，井口很远，天空更远，微弱的星光遥不可及。
　　2001年冬天的日子，股市继续低迷。然而我却没想过退出股市，只是一相情愿地相信，不久后股市一定能涨起来。许多年后我看到这样一句话：“人类的愚蠢常常在于——卑微自己的人格，却高贵自己的观点。” 这话使我无言叹息。我们正是因为总把自己的观点看得太过高贵，于是总是主观否定那些与观点不一致的信号，而股市则必然用“亏损”这门必修课，来教育不服输的的我们。
　　“亏损”这门课其实讲的是两个方面： 一是接受亏损，因为市场无情，亏损是游戏的一部分；二是执行底线，当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退场是活下去的保证。
　　然而那时，我始终抛弃不了幻想，因此这门课我始终无法及格。
　　
　　输红了眼的赌徒可以神奇翻盘，但那只发生在电影或者传说中，现实生活里，又有几个红眼赌徒生还?交大昂立继续下跌着，我的生活继续朝不保夕，我的心灵坠落在那很深很黑的井底，那么孤独，那么惶恐，我希望有人或有什么其他的，来拯救我。就在那时，我偶然联系上了我们大一时的辅导员，他早在我们念大二的时候就辞职离开学校，碾转好几个地方，如今在北京开了家小公司，正好需要信任的帮手，对于我有勇气辞职，他十分欣赏，愿意接纳我，于是，2002年1月，我告别成都，去了北京。
　　之所以离开成都，还有个原因是我父母终于知道了我离婚和辞职的事情。纸是包不住火的，尽管我小心隐瞒，并假装说简潞公司派她去了外地分公司工作，但我其实也明白，用不了多久父母便会发现端倪。只是我没想到，这事对我父母的伤害，会那么大，母亲为此大病一场，后来她对我说，她最难过的，不是我离婚，而是我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房子，失去了立足之地。可这一切已经无法改变，我也深感无法面对父母，离开一阵子，让时间使一切慢慢平息，也许是唯一的办法。
　　
　　没有钱坐飞机，只好坐火车硬座北上，未过秦川，天就黑透了。蜷缩在椅子里一觉醒来，已入河北。隔着透明的玻璃，感觉奔跑的不是列车，而是原野。一月的北风像一只粗暴的手，不由分说剥去了原野的衣饰，显露出苍白的躯体，华北平原在冬季的清晨里裸奔，肌肤有些衰老。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公司在“燕东园”一幢旧楼第三层，员工加上我也只有四个，也都住那里。“燕东园”在中关村附近，这里有一些类似危房的旧楼，比如我们住的那幢。我的床靠窗，如果是白天，从窗口望出去，蔚蓝的天空仿佛挂在树枝上，是与南方不一样的色彩。阳光很亮的时候，树枝的影子很薄，鸟飞过的时候，就像从窗户的玻璃上滑过去一样，是与南方不一样的美。
　　
　　楼下有一小片荒芜的林子，有一些篱笆，还居然有一些竹子。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户外运动场，有单杠，双杠，健骑机，甚至还有一个秋千。我们通常总是很忙，中午的时候，如果太阳很好，我就喜欢忙里偷闲坐到那秋千上。几乎没人跟我抢，因为即便中午，气温也在零下一度，大家都躲在暖气房子里，没人出来。
　　我不怕冷，我总为没有雪而失望。北京乃至整个华北的冬天寒冷却并不湿润，空气中缺乏水分，以至于无法形成雪花，这种干燥的寒冷，使我彻底放弃了一度有过的长期居住在北京的想法。
　　没有雪的寒冷比不寒冷更让人惆怅。雪是冬季的精灵，从失去到失去，从遗漏到遗漏，它的缺席使整个北京黯然失色。幸亏还有冰。一个上午，我穿过北大去海淀路送货，经过一片草坪，发现喷过水的草坪里，很多草叶上都凝固着透明的冰体。而未名湖的水面则早已结了很厚的冰层，我踩着冰面，直接横穿了未名湖。当时，湖的一角有个天然滑冰场，一些学生正在滑冰。我不会滑冰，但喜欢观看。我看到很多笑容在比我更年轻的脸上流连。我知道，所有的笑容迟早都会枯萎，但我祝福所有的欢颜都多驻留一些时间。我还知道，即便枯萎也可以成为一种标本，如同脚下那些枯萎的荷花的茎干，它们就凝固在湖面冰层里，成为巨大冰面的一部分，相比于一些永不流血的伤口，它们是幸福的。
　　
　　我所送的货，其实就是盗版光碟。在那之前，我以为老师事业很成功，以为他开的是家正规的高科技公司，但实际上，那仅仅是个黑作坊，不仅与高科技无关，连公司也算不上。老师也曾是个心比天高的人，所以他才会辞掉大学教职。然而所有心比天高的人似乎往往都不会很顺利，他奋斗了几年，并没有奋斗成马云或丁磊，却奋斗成了一个做盗版光碟的小作坊主。这并非合法的生意，因此只能偷偷摸摸地搞，也因此他只能找信任的老乡或学生当帮手，所以才会那么远地喊我过去。不过，他从不让我插手太多，只让我送送货，以及从网络上接洽买主。起初，我以为他这是不够信任我，但最后我才知道，他这样，是为了保护我。
　　
　　做了半年，一天，老师突然对我说，最近打击盗版越来越严厉了，担心出事，决定洗手不干了。他分给了我五万元钱，说实话，远远超过了我的心理预期。那时，中关村做盗版碟的黑作坊并不太少，规模做得大的，甚至向全国发货，利润可观。但老师做的只是个小作坊，即使有赚，估计也不会太多，在包吃包住的前提下还给我五万，而我并没有真正出什么力，实在令我受之有愧，正要推却，老师却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接下吧，什么也别说，我们这作坊过几天等我把机器处理了，就要撤了，你明天早点走，在北京另外找个正规点的工作，争取干出点名堂出来。你还年轻，不要象我这样。”
　　随后，我们去买了两小瓶红星二锅头，买了些花生米和牛肉干，回来喝酒。喝着喝着，老师突然流泪了，他说：“风往哪里吹，草就要往哪里倒。年轻的时候，我曾经以为自己是风，可是最后，无数次撞了南墙，我才知道我们原来都只是草。”
　　 那时我还年轻，心中还洋溢着豪情，因此我并不太赞同他的话，也并不太理解他的感伤。我安慰了他几句，而后各自回房睡去。第二天，他很早就叫醒我，让我带上本来就不多的行李，去中关村其他地方找出路。我当时想，老师也许不想让我熟知行业秘密吧，于是识趣地离开了。九点多，银行刚开门，我就将那五万存进了卡里，心里突然涌起一种有钱之后的安全与幸福，在2006年牛市到来后的日子里，我尽管炒股赚到过远远多于五万的收入，但再也没体验到2002年夏天，那五万元所给予我的强烈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我在北大小南门外的“海淀旅馆”，租了个床位。每天25元，是我所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住处。四人睡一个房间，正是盛夏，没有空调，甚至风扇也是坏的，热得一塌糊涂。我每天白天去找工作，或者去上网，晚上才回来睡个觉，但合适的工作却并不那么容易找到。一周过去了，我忽然很想回“燕东园”看一看老师，但当我走到那里，已是人去楼空，我问了楼下的老婆婆，她说，“你不知道啊，警察前天来查了，你们那个当头儿的，好象被抓了。”我当时脑袋一下就懵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赶紧离开。
　　大约两年过后，我才辗转得知，老师那次独自把所有的责任都扛了，他被罚没收入，并关了一年。我用过无数种方法想联络上他，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老师就像一滴水滴入了河里，又像一缕烟飘入了空中，再也寻不到踪迹。
　　可是，如果我找到他，又能说些什么呢？对老师，我充满了惭愧，因为在那年夏天，我什么也没能为他去做。虽然，我是很想很想去救他的，但我在北京没有任何熟人，连询问老师被抓去了哪里，也不知该向谁打听。我从没像那时候那么清晰地感到自己的渺小与无能为力，甚至自身都是泥人过河。
　　回到旅馆，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混浊的空气像蛇一样钻进我的肺里，使我艰于呼吸。2002年7月底的那个夜晚，我彻夜不眠，回想起老师说过的那句话，我也曾经以为自己是风，但其实，无论是在股市，还是在现实生活的其他每个角落，我都仅仅是风里的草，甚至连草也算不上，只是风中微弱的烛火，随时可能被吹灭。
　　第二天清晨，我做了一个决定：回成都去。我对自己说，我要把理想戒了，就像别人戒烟一样。

张维

33， 买房

　　刚回到Q市时，我依然租住在郭家桥；依然孤单，没有人愿意给我爱情；依然平凡，如同路人甲。但与之前的不同的是，我终于有了5万存款。
　　2002年8月初，股市在1650点左右晃荡，如果是在2001年，我对股票依然狂热依然自信的时期，这5万元，我肯定眼都不眨就会再次投入股市。然而，经历了在北京的漂泊，经历了从老师身上所看到的人世无常，深知挣钱的不易，也不再对股市以及对自己充满信心。我明白这是我的保命钱，我知道自己再没有去赌的资本。于是，我谨慎地没有轻易再往股市里投资。

　　忘掉简潞，对2002年的我来说，依然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人们常常说，忘记旧恋人最好的办法，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可是，我的新恋情却迟迟不来，使我始终陷在过去情感的泥潭里，无法自己将自己拔出。婚变的莫名创伤，会在有些时候，毫无预兆裂开口子，使我疼痛，总想知道，当初简潞究竟是爱上了什么人，才离开了我。
　　所以，回成都后，我换了个QQ号码，加上了简潞的QQ。我装作是个普通网友，慢慢接近她。我太了解她了，知道怎样才能使她对我有好感，才能相信我这个“陌生人”没有坏心，愿意向我倾述。我用一个月多时间，耐心地建立了与简潞的友谊。

　　在她终于信任我之后，一次，趁她正好谈兴甚浓，我将话题很自然地引向了她的前夫，我轻描淡写地问：“你曾很爱你前夫吗？”
　　“我和前夫彼此是初恋，刚恋爱时都只有19岁，根本不懂爱情”，简潞回答，“至少我那时不懂爱情。”
　　我的心，象被扎了一下。但我没说什么，又很随意地问：“那你爱你后来的男朋友吗？”之前的聊天中，我已经知道，她和前夫离婚前夕，就对有个男的比较心动了，离婚后半个月不到，她和他正式走在一起。
　　“爱，我从来没有象这样爱过一个人，以后也肯定不会了。” 简潞回答。
　　那一瞬间，我感到一种冰凉的东西，从脚底一直漫到心脏下面5厘米的地方。我犹豫了大约半分钟，沉默地将简潞拖入了黑名单，然后下线，独自在街头站了很久。

　　离婚后，我因无住房，导致我的户口依然只能挂在原来房子的地址上。曾经，我潜意识里总还想着，说不定哪天会和简潞复婚，所以，也就从没急着想去买房子转户口。可这次，我明白，我过去的那段生活，已经是彻底过去了。我必须面对现实，必须将户口转走。于是，我在那时做了一个对我影响至深的决定：买房子。
　　如今想来有些后怕，2002年底，如果我将这些钱投入了股市，那么，到2005年那轮熊市尽头的时候，这5万估计连5千也未必剩得下来，但我歪打正着地买了房子，从而使得在那轮最严酷的大熊市里，我一直并无多少钱可以投入股市，因此躲过了一场劫难。

　　站在时光之河的堤岸上，我们回顾过往，一切历历在目，但若要眺望未来，则全是一片迷惘。在2002年8月，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股市的1600多点是一个很低的位置，谁也没有想到，那仅仅是一个巨大山谷的腰部，还有更深的山凹，横亘在不可测的前方。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那个山谷不仅幽深，并且漫长，如同一个埋葬了无数尸骨的万人坑。2001年到2005年的中国股市，是迄今为止中国证券史上最难熬的熊市，它的严酷在于，无论你有100万还是5万，其结果最终都很相似，那就是“接近归零”。因此，在这个时期，钱越多的股民，损失其实越大，而资金少的股民，则无意中逃过一劫难。

　　相比之下，中国的楼市，则从2002年之后，进入了漫长的上涨周期。比股市的上涨周期，提前了大约三年。
　　三年，在时光长河里，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一个人来说，早三年致富，生活就会大有不同。在2002年，一个普通人，是选择进入楼市，还是选择进入股市，其个人资产，会有很大差异。只不过，多数人在做出选择时，并非因为远见和洞察，而更多因为个人的现实需求以及种种偶然。
　　我正是如此，我完全没预料到楼市上涨的降临。仅仅因为我当时确实需要一套房子，所以，我选择了投身楼市而非股市。

　　如果用事后的走势回顾房价历史，那么，2002年的秋天，Q市房价正好处在漫长缓升后即将进入快速拉升的前夜。Q市的郭家桥片区，地处南二环，但在2002年，周围多数还是荒地，一点也不繁华，因此那里的楼盘当时每平方售价不超过2300元。在之后的一年，大地产商华达集团入驻，使一带成为房价攀升最快的区域之一，2005年左右就达到5000元的均价，2007年之后基本稳在9000元均价之上。对所有这些，我既无任何小道消息，也无任何先见之明，之所以在那买房，完全因为我离婚后一直租住在郭家桥，习惯了那个片区。

　　2002年10月下旬，郭家桥一个叫“好时空”的电梯公寓恰好有尾盘在销售，那时的房子还不算非常好卖，已经交房了，但还有少数几套没卖掉。我买了其中一套70平米的两居室现房，由于朝向不太好，单价只要2180，总价仅仅15万2千多，这在后来的年月便宜得难以想象。
　　而且当时贷款审得不严，我这个无业游民，到朋友上班的公司随意搞到个盖了“鲜章”的工资证明，就轻而易举地得以首付三成买到了房子。首付花了4万6千，由于是现房，很快就拿了钥匙，父母支援了我几千元，加上我买房后剩余的4千，凑够了收房和简单装修的开支。2002年12月，我住了进去。
　　那时，除了这按揭的房子，我几乎两手空空。但我内心的安全感却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离婚仅仅1年多后，我就奇迹般有了一套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房子。而这笔钱的来源，真的要感谢我那位恩师。

　　按照政策，有了购房合同，就可以转户口。这需要向简潞拿以前的户口本。于是我们才终于再次见面。
　　2002年12月底，在我曾经的房子近旁的一家茶楼里，我和简潞见了离婚后的第一面。在分开的这一年多，受过什么样的苦，我一句也没告诉她，只对她说：“我一直想不明白，去年我们离婚的时候，我没有工作，积蓄也少，而你有不错的工作，还有一个潜在的男友，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和我争那套用我家的钱在我单位房改里分到的房子？”

　　她平静地回答：“那时心里很乱，也并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只想抓住能抓的东西，所以向你要了。”
　　我喝了口茶，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打算把长顺街这套房子卖掉，而那时如果我依然清贫的话，请你给我三分之一的卖房款吧，我拿来维持生活。如果你愿意。”
　　她说：“好，不过，我可能不会卖的。”
　　后来，归还户口本时，我去了简潞单位，她不在，我请人转交给了她，没有见面。所以，之前茶馆里的见面，成了我和她最后一次面对面的交谈。在那之后，几年过后尽管我还悄悄去见过她一面，但那次，没再让她看见我。
　　简潞，这个我曾经的初恋，相爱八年的女人，就这样渐渐彻底走出我的生活，成了一个曾经熟悉而终于陌生的无关的人。

张维

34，低谷

　　2003年到2004年的两年，股市如同一个无底深渊，吞噬了一批又一批的抄底者。之后就有了一句名言，叫做“熊市不言底”。还有了一个笑话，说的是：
　　股市一路下跌，一路都有股民抄底，从半山腰抄到了地板上，这下以为安全了，哪知道地板下还有地下室；这下更多人去抄底，没曾想地下室的下面还有地窖；地窖下面还有地壳；地壳下面还有地狱。拼死抄到地狱里的，结果是死了也没想到地狱还真有十八层。有些骨灰级的精明老鬼，当跌到18层地狱时，得意地问阎王：“这回可是真正见底了？”阎王哈哈大笑：“你们还是错了，经过再融资之后，我已经将地狱扩建了一倍！”
　　那两年的股市，正如上面这个段子所说，以令人难以承受的对心灵的折磨，反反复复，跌跌不休。作为一个小股民，靠炒股显然难以谋生，因此，我先后找了其他一些工作。例如，当过报社的夜班校对员，在广告公司拉过业务，还到一家杂志社当过一段时间的编辑。这些都是非常平凡的工作，收入都不算高。而我既其貌不扬，又没多少积蓄，因此，在那两年的时光里，一直没有爱情来光顾我。

　　除了上班，我每天都宅在家里，其一是因为“好时空”所买的房子不仅住了进去，而且还略有升值，成了我那时最大的欣慰；其二，是我想节省开销，多攒点钱，找合适的时机再次投入股市；其三，我觉得爱情只是幸福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小时候我听外婆说，“幸福是会来敲你的家门”的，我怕当我的幸福来敲门时，我不在家，无法开门。所以，工作之余，我都老老实实地宅着，哪怕孤单，哪怕寂寞。
　　那两年，在寂静的时候，我其实也常常有些泄气地想：如果人世间是一个大果盘，我一定是那果盘里被人们瞬间遗忘的核桃。我的外表如同核桃一样沧桑，而我的内心如同核桃肉那样曲折。我孤单地生活着，日复一日，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这一生，肯定就这样波澜不惊了，直到老死。

　　时光很淡地从我身畔滑了过去，很快就到了2004年9月底，那时的我，终于又辛苦攒了1万多元。那时，股市正好有一轮激烈的反弹，由1300点左右涨到了1450点。由于我并未意识到那轮熊市会如此漫长，觉得跌了四年了也改涨了，所以我带着那1万元，又一次辞掉其他工作，专心投身股海，希望着能有所作为。
　　可是随后的行情真是一个万人坑，尤其05年3月到6月，从1300点左右跌到了998点。这是那轮漫长熊市最后的半年，熊市末期的杀伤力，实际上是最大的，虽然只继续跌了300点，但多数股票腰斩之后再腰斩，惨不忍睹。市场极度萧条，到处流传着“远离毒品，远离股票”的言论，在那半年多，我付出了自己全部的时间，不仅开市的时候随时关注股票，而且每天收盘后，都会呆呆地坐在电脑前，像机器人一样反复地查看股票走势图，却终于还是损失惨重。到2005年6月，这新投入的1万，竟然只剩下2000元。加上我之前还有一部分交大昂立，总市值大约5000来元。这就是历史意义的本轮超级大牛市起点998点降临的时刻，我全部的股市资产。

　　从2001年6月14日的2242点，到2005年6月6日的998点。中国股市经历了其历史上最漫长的大熊市，其惨烈程度，其对股民心灵的折磨程度，远比2008年的熊市强烈得多。那四年，不仅使无数小散户亏得屁滚尿流，也使无数大户被打回原形，失去了他们曾经的纸上富贵。甚至还使许多金融枭雄，也折戟沉沙，挫骨扬灰。
　　那几年的大熊市，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金钱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万能的，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越多越好。尽管通常情况下钱多确实有钱多的好处，但这也同样受到时间的决定性影响——历史上，每逢乱世，大户人家受到的损失，远比普通人惨重。
　　若以股市做比，则是每逢大熊市，绝大多数人几乎都会亏损80%的资产，但小散户亏80%，也无非是损失10来万；大富豪亏80%，则要损失千万甚至上亿。所以，当真正的熊市降临的时候，钱越多承受的损失其实越大。钱少，反而成了上天庇护你的理由。

　　由此，我形成了一种很恬淡的金钱观：钱这东西，用不着故作清高地刻意鄙视，也用不着匍匐在地做它的仆人。以一种健康的心态去面对钱，你就会感到宁静与快乐。
　　我是一个普通人，因此我必然也渴望拥有金钱。但是，我从不羡慕富二代，也并不羡慕少年得志的人。
　　富二代，他们没有经历过白手起家的历程，所以他们无法真正理解积累财富的过程远比财富本身更有价值。而少年得志的人，他们过早地拥有了富足，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心灵最敏感的青年阶段，无法体验到丧失物质基础的恐慌彷徨，这其实非常不利于对生命意义的领悟。自古以来，饥饿与挫折，是洞悉人生的灵丹，而少年得志者却那么轻易地就把这宝贵的灵丹给舍弃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记恨过生活。自信的人从不抱怨，更无需去嫉恨什么。我们生在这个世间，各有各的命运。当你运气好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总担心失去，用平常心去享受你的这段运气，珍惜你的这段运气，因为它说不定一旦离开，很久都不会再来，这对应在股市上，也就意味着一旦遇到牛市，就要敢于大胆持股，敢于让利润奔跑，不要因为患得患失而频繁地跳上跳下；
　　而当你运气不太好的时候，也不必沮丧，你所舍弃的，其实都是一早就注定要失去的。一旦峰回路转，你一定会与你所注定要收获的，迎面相逢。
　　我正是如此，在我最困苦的时候，我挺了过来，于是，生活终于开始向我绽放了笑颜，2005年，也就在股市陷入最低潮的时期，上天突然赐予我一种以前想都没想到过的新的职业——我居然当上了一名大学教师。

　　从很久之前起，我就羡慕大学教师这个职业，在旁观中猜测：它既有社会地位，工作又不太忙，工资还不算低，并且可以跟那么多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近距离交往，实在是全世界最美妙的岗位。可惜，我本科毕业考了公务员，没去读硕士，进大学这条路，自然就断了。这曾经是我的一大遗憾。
　　2005年夏天，上苍仿佛为了补偿我，特意将这个我想都不敢想的职业赐予了我。6月初的一天，我偶然翻看《Q市早报》的招聘求职版，非常无意地看到省内最大的民办大学“Q市文华学院”正面向全省招聘10名辅导员，抱着碰碰运气，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我去报了名，并意外地应聘上了。而那时，正是股市的最低谷，直跌得万马齐喑，人人绝望；也是我人生的最低谷，省吃俭用攒了一年多的那一万元钱，竟又在股市里亏去了80%，我几乎要怀疑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而就在那时，幸福却真的来敲响了我的家门。
　　所以我想对每一位朋友说，最低谷的时候，不要绝望，相信自己，坚持下去，下坡路的尽头一定是上坡路。哪怕你无法确定这下坡路何时才能走完，但你要相信，没有任何下坡路，是永远走不完的。